丁日昌，中国近代政治家、革新家、洋务运动先驱、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。

　　丁日昌(1823～1882)字雨生，亦字禹生，号持静。1823年7月8日(清道光三年六月一日)，生于广东省丰顺县汤坑镇金屋围。父亲丁贤拔在汤坑墟开药店，有7个儿子，前妻袁氏生5子继室黄氏生2子，丁日昌为黄氏所生排行第六。丁日昌8岁时，随三兄丁达夫在本县太平寺读书。13岁时父亲去世，家里全靠其母砍柴织布度日。少年丁日昌刻苦攻读才智过人，有“神童”之誉。丁日昌20岁中秀才，次年补廪生。时惠潮嘉道台李璋煜闻丁日昌之才，召见他纵谈时政，为李璋煜赏识招入官署任职。

　　1854年7月，丁日昌因立军功选授琼州府学训导。1859年任江西万安县令。1860年调任庐陵县令，到任不到10天，遇太平军攻城城失被革职。他奔赴九江晋谒曾国藩，曾国藩拨兵三千为助，收复城池，由此得曾国藩青睐，调他赴安庆湘军大本营助理军务。1862年曾国藩奏派丁日昌随晏端书往广东督办税务，后两广总督毛鸿宾调他去高州提督昆寿营中督办******。他亲自设计监制成功之大小硼炮(又名“开花炮”)36尊，大小硼炮子2000余颗。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制造火器调丁日昌督办，又委办江西省行营营务。他仿造短炸炮(又名“田鸡炮”，即迫击炮的前身)及各种炮弹。所造之能容纳80磅炮弹的开花炮及田鸡炮均为当时上海各军所仅有。同年2月叙功升直隶知州赏戴花翎，从此丁日昌积极参与洋务运动，被李鸿章视为左右手。

　　1864年丁日昌署理苏淞太道。接任后他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。在李鸿章的支持下，他买下当时上海设备最先进的美商“旗记铁厂”，成立了“上海机器制造局”。接着，又推荐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赴美购买机器延聘技师，使该厂能制造枪、炮、弹药和小型船舰，成为清政府官办的规模最大的军工厂，后来发展为现今之江南造船厂。丁日昌对开发矿藏也很着力。他推荐唐廷枢等创办开平煤矿，后成为今日之开滦煤矿。他还主持收回被外国人把持的海运河运。丁日昌于1864年在上李鸿章的密禀中指出：中国自古以来能自强，大能抑制人而不受制于人。船坚炮利，外人长技于此，中国受制也在此。何不趁此太平军初平，外市尚未龃龉之时，认真筹储经费，建立制造夹板火轮船厂，为生聚教训之计。经过他的极力推动，1873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船运企业——轮船招商局，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。

　　丁日昌任上海任道台时与洋人力争，终于使上海城内英、法军队全部撤离，房屋园地一概收回，当地绅民额手称快。丁日昌在上海任职期间，曾与十国驻上海领事进行外交交涉。他处理外国侵略者占地、占房和购房地，禁止外国轮船驶入非通商口岸，阻制外国商人在上海架设电线、铁路等十几起案件。他坚持条约原则，维护了国家权益。

　　1865年丁日昌调任两淮盐运使。他到任后，发现“两淮盐务公事，疲玩成习，无论缓急，竟有置之高阁，不复，不办者。”于是他针对盐弊，收集整理出为提高盐产量而需要的31个实际问题，根据这些问题写出了《淮盐章程》共33条。采取种种措施，严厉处理了仙女镇木捐委员通炮船营并******漏税、营私明分等违法案件，使盐务“私绝、运畅”，迅速改观。1867年2月丁日昌任江苏布政司，12月调升江苏巡抚。他在巡抚衙署的红大柱上镌刻着自拟的一副对联：“官须呵出，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，纵免刊章终造孽；民要持平，待去看个个流离颠沛，忍将膏血入私囊？”任职两年间清理积案27万宗。并订立《月报词讼册》和《钱粮斗则简明告示》制度，这些制度对于整饬吏治行之有效，当时清廷曾颁发各省仿行。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内，家乡族人亲戚纷纷来到苏州，希冀求得一官半职，但丁日昌的答复是：“若为图官起见，则此间不准属员请托引荐；岂自己又可荐人与属官乎？”为了此事，他还通知汕头永捷顺、公和行：“嗣后如有本部院族人亲戚等已至汕头要来苏州者，尔行中即为垫送每人洋银伍元，劝令还家”，同时他对家人亲属也严于约束毫不徇私。其子丁惠衡因对家人丁范贵约束不严在外闲游滋事影响很坏，丁日昌即将丁惠衡处以家法。

　　1870年5月丁日昌赴天津，协助曾国藩、李鸿章处理“天津教案”。同年11月26日丁日昌之母黄氏去世，时年90岁。12月中旬丁日昌离任扶柩还乡。1871年至1874年，丁日昌在揭阳县城修筑草堂，名之为“园”，亦名“百兰山馆”。1874年7月慈禧命丁日昌到京陛见。翌年5月丁日昌到达北京，朝廷命他赴天津帮同北洋大臣李鸿章商办事务，同年9月清政府任他为福州船政大臣。

　　1876年2月丁日昌接任福建巡抚，在任期间他对台湾高度重视，他主持架设了台湾省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条电报线，同时筹办矿务筹办铁路，反贪治腐整顿吏治，颇得台湾人民拥护。他可说是历史上大陆派台官员中名气最大治功最大的。1876年至1877年他在台巡阅。他是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赴台的，他曾自述当时状况：“台湾现在役疠盛行，营官兵勇丧亡相继，闻者裹足。巡抚专管地方，向有刑钱幕友稽核例案。臣现在渡海，幕友坚不肯往。”到台后他巡视四境的情况是：“此行正当盛暑，行则烈日当空，沙热如火；宿则茅茨容膝，下泾上蒸自觉受瘴甚重。……行至枋寮，即头眩胸胀，寒热交作……仍复力疾视事。”(《丁禹生政书》)他巡阅台湾时，还特别注意处理同高山族人民之间的关系，赏给高山族18社首领以银牌、毕叽布等物，为立章程7则，划清地界，又“教之耕作、浚水源，设义学……”，受到高山族人民“捧花生、香蜡顶祝”。由于疾病缠身，丁日昌第二次赴台早已准备，但未能成行，因病重离职回家养病。少数民族“番”民闻知，制作了十几个牌匾远渡重洋送到揭阳丁日昌家，体现了台湾人民对这位父母官的爱戴之情。1876年2月和1877年5月，福州两次遭百年罕见的洪灾，丁日昌下令全城军民救援。他不顾自己当时脚踵至膝咯血不止，叫人扶掖登城指挥。洪水稍退即筹款救济，施粥施饭赈济灾民。由此他关心民瘼，深得福建兵民爱戴，当他离闽回籍养病时，闽省百姓高呼“留中丞，活百姓！”

　　丁日昌对知识和人才十分重视。1877年他任台湾主考，亲自录取爱国志士丘逢甲为台童子试第一名，并授予“东宁才子”印章。丁日昌重视教育，于1865年在上海创设龙门书院，并多次向曾国藩、李鸿章乃至向清廷进奏，1870年得到总理衙门的批准，成立了“留学生事务所”。1872年我国向美国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30名，以后逐年派出，造就了詹天佑、严复等一批人才。丁日昌在家乡时，先后募款扩建金山、韩山、榕江等书院，在丰顺倡建蓝田、鹏湖书院。丁日昌很关心海外侨胞。他积极建议遣使设馆保护华侨权益。他的这一建议，开创我国遣使设馆保护华侨之先声。

　　1877年7月，丁日昌因积劳成疾告假回家养病。12月病假期满，疏请开缺未获准。翌年5月，他再请开缺终于获准。他在家养病期间，中原一带连续发生严重旱灾，经户部奏准各省设赈局。丁日昌接函后即召集潮州、香港绅民，筹划募捐赈灾款；并派员到新加坡、中国台湾等地，募赈灾款200余万两上解拨赈。1878年11月丁日昌接到朝廷谕令，命他立即赴闽办理乌石山教案。那时他脚已肿得不能穿鞋走动，只好上奏朝廷阐述已见。经朝廷再三催促他于1879年1月到达福州。到福州后他废寝忘餐调查取证，在人证物证面前，英公使威妥玛无可奈何。结果教堂迁出城外，延续了十余年的乌石山教案就此了结。1879年清廷钦赏丁日昌总督衔，会办海防节制沿海水师，兼理各国事务大臣。他当时住在揭阳县城东门的“园”办理政务。其时他身染重病仍殷念国家安危，涕泣上陈《临危口授遗摺》慷慨陈词：“方今时局多难，安危祸福之机，举国上下，通力合作，迅图自强之实……”，力倡固国安民。

　　丁日昌又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，也是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，他藏书多达10万余卷，且多宋元善本。百兰山馆是丁日昌藏书之地，其藏书编成《持静斋书目》5卷。著作有：《抚吴公牍》《丁禹生政书》《百兰山馆政书》《丁中丞政书》《丁中丞文鉴》《荔枝唱和册》《雨生中丞信礼》等，他还编辑校订了《百将图传》《炮火图说》《地球图说》《牧令书辑要》《法人游探记》《西法兵略七种》《江苏与图》《江苏布政司属府厅州县志图》等书。

　　丁日昌堪称一代名臣，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。从1865年起历任苏松太道、两淮盐运使、江苏布政使、江苏巡抚、福建巡抚，任职期间勤政廉政，对百姓悲悯同情振济抚恤，对贪官污吏疾恶如仇严惩法办，由于他刚正不阿敢于惩治腐败，曾两次被谋害遭受朝廷革职清查。他为国为民身带重病终日操劳，因患病日久，“求效过急，服药过杂，以致隔食吐血，脚肿气喘诸症相乘而至，且脚肿近竟至膝，比前尤剧。”光绪五年钦赏总督衔等职，但因病无法赴任。

　　丁日昌晚年殷念故里，“迩来偏觅乡情重，逢看湖山便忆家”，故抱病回故里，光绪八年正月初十(1882年2月27日)病逝时年仅59岁却须发皆白，真是忧国为民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死而后已。逝后诰授光禄大夫、建威将军，正一品封典。丁日昌逝世前6年巡阅我国台湾时，在台湾恒春写下了这样的诗篇：东瀛已是天将尽，况到东瀛最尽头；海水自来还自去，罡风时发复时收；徙薪曲突知谁共，衔石移山且自谋；饱听怒涛三百里，何人赤手掣蛟。可谓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悲壮之笔。

　　1986年10月7日在广州举办了“丁日昌学术讨论会”，与会的有国内外专家、学者和有关人士134人。其海外族人、泰国丁氏宗亲会理事长丁家骏先生(为丁日昌曾玄侄孙)率领丁氏宗亲会代表团赴会，还拜谒了丰顺县丁日昌祖居。学者们认为，丁日昌是中国近代开明的政治活动家、革新家，洋务运动重要人物，是维护国家主权、反对外来侵略的一位爱国者。

 　　（本文作者冯秀珍为广东丰顺客家人，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家研究中心副主任、研究员，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学术部主任，中国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理事）

丁日昌

丁日昌传记

丁日昌故居